旧城市的末路新巴黎的诞生:一场资本的狂欢也带来人文的撕裂

2022年11月12日 0 Comments

园中丰富的植物群落、与陡壁、瀑布、吊桥、灯塔、女巫庙,共同构成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美景。漫步于公园之中,随处可见嬉笑玩闹的孩童、树荫长椅上小憩的市民,这是属于巴黎随性、闲适的一面。

罗伯特·埃纳尔曾不无感慨地说:“站在(伯特休蒙公园的)山顶上,人们能更好地体会从巴黎这座城市海洋中脱颖而出的园林带来的强烈诗意。”

然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世纪的巴黎,如今这片“诗意的栖息地”,其实是一个充满恐怖气息的刑场:“鹰山”,绞刑架、骷髅、乌鸦和尸体的腐臭味是这里的主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鹰山变成一片露天采石场,出产石膏、磨石粗砺岩等建筑所用的材料。

一直到了1863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大笔一挥,决定将它改建成市民公园。在奥斯曼男爵、设计师阿尔方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短短4年后,鹰山华丽变身伯特休蒙公园,成为巴黎市的地标之一。

事实上,伯特休蒙公园是19世纪中后期拿破仑三世进行“巴黎大改造”项目的一个小小缩影。在1848-1870年这13年间,巴黎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座中世纪风味浓郁的城市,变成典型的“现代性都市”。

这一改造进程是如何开始的?它带来的积极改变有哪些?又存在哪些潜在的问题?美国史学家史蒂芬·柯兰克在其著作《巴黎的重生》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在柯兰克看来,“巴黎大改造”是诸多时代因素加持下的必然结果,它是拿破仑三世留给法国的重要政治遗产,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它同时带来了权力寻租、资本投机、人文的撕裂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1848年,“王子总统”路易-拿破仑·巴拿马当选法国总统,此时的巴黎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城市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的压力。

从人口与城市的角度来说,受到农作物歉收等因素影响,大量外省人口涌入巴黎。根据舍瓦利耶的统计数据,从1831年到1846年,巴黎人口从89.9万增至105.4万,城市负荷日益加重。

虽然从亨利二世时期开始,巴黎就陆续进行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但这些多限于“点”的提升,无异于杯水车薪。城市规划混乱、公共交通不便、污水横流、住房拥挤、休闲场所匮乏等问题,长期困扰着这座城市。

有位俄国游客在巴黎参观后,忍不住吐槽说:“巴黎的污泥特别多,走路都无处下脚。”19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数次霍乱疫情,更是让人们对改善公共环境的呼声甚嚣尘上。

从社会与政治的角度看,在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七月王朝等数次变迁以后,人们开始向往更加安定的社会环境。

巴黎当时的街道以狭窄曲折著称,不仅给行人和马车出行带来困扰,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对峙,巴黎人就会在街道上筑起街垒,不利于军队的部署和转移。

脆弱疲惫的“旧巴黎”已无力应对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所需,“改造”成为必然选项,拿破仑三世自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

作为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其伯父拿破仑一世在任期间曾有过改造巴黎的梦想,但只完成了凯旋门等寥寥数个工程,就因兵败滑铁卢而被迫中止。拿破仑三世在流亡英国期间,亲眼看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城市在工业经济、公共设施方面的成果,海德公园、圣詹姆斯公园等城市公园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交乐土。

大的时代环境与独特的个人经历,共同将拿破仑三世推向了“巴黎大改造”的领导者地位。

在长达13年的巴黎大改造中,有两个灵魂般的核心人物:一位是拿破仑三世,另一位是奥斯曼男爵。

前者是帝国皇帝,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期望能够奥古斯都将“罗马变成大理石之城”一样,将巴黎变成法兰西这个冠冕上最耀眼的宝石。后者是塞纳省省长,一个务实的新教徒和有力的行动派,他把拿破仑三世画在彩色规划图上的梦想,逐一变成了现实。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如建筑师阿尔方、设计师尼古拉·巴依、政治家佩尔西、银行家佩雷热兄弟等等。

这一对“理想主义+务实行动”的完美组合,克服了资金、制度、人员等种种障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核心是“秩序”和“宏大”,一个“大而美”的巴洛克式城市从旧巴黎中蜕变而来。

由于奥斯曼男爵是整个改造的主要执行者,因此,许多史学家将这段时期成为巴黎的“奥斯曼化”。在一过程中,以道路网络规划为起点,对巴黎的铁路、公共马车、给排水与燃气系统、公共绿地、歌剧院、城市建筑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其中以“道路”和“公共建筑”为两大亮点。

在道路网络方面,总体采取了“三级”体制:最核心的城市主干线、连接次级关键地点的道路,连接市区与郊区的道路,使城市内部的通达性大为提升。

根据史蒂芬·柯兰克提供的数据,从1848到1870年间,“巴黎共新修建了137公里的新街道,平均宽度为25米,是以往的三倍多”,在奥斯曼男爵的坚持下,从布洛涅森林到巴黎的道路有120米之宽,比最初设计方案的40米多出整整两倍。

此前泥泞不堪的道路变成了笔直宽阔的石子路,道路两侧修建了专门的人行道、栽种高大的行道树,为行人提供夏日遮蔽太阳的绿荫。香榭丽舍大街上新成立数家百货公司,精美的橱窗引领着一波消费主义的热潮。于是,“漫步”成为巴黎人最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一。

小说家左拉就是一位“漫步者”,他说:“散步是一种文明的举止,也是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用这种全新的方式,人和人相遇,人与丰富的商品相遇。……19世纪是散步的黄金时代。”

在城市生活方面,用于休闲的公共建筑不断增加。先是城市公园成为新的主导园林形式,如布洛涅森林、伯特休蒙公园、蒙梭公园、杜伊勒里花园等。广场、歌剧院、咖啡馆等娱乐场所吸引着劳碌一天后的人们停留驻足。对于当时的巴黎人来说,休息日的白天在公园里野餐、日光浴、和朋友聊天,到了晚上,乘坐公共或私人马车前往歌剧院听最新的剧目,是一种莫大的惬意。

在19世纪的法国画家笔下,新巴黎及市民们的日常活动成为他们描绘的主题,如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巴黎桥》、卡耶博特的《雨中巴黎》、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等。

1855年、1867年举办的两次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向世人展示“新巴黎”的绝佳场合。不仅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等各国王公贵族都前来参观,外国民众到巴黎旅游成为一时的热潮,城中出现了大量服务于大众游客的小旅馆、低价餐厅等。

作家左拉说:“帝国最好的季节已经来临,巴黎将成为全世界的居所,盛装一新,到处是音乐和歌声。”

仅从结果来看,“现代性之都”巴黎的诞生,是拿破仑三世政治理想的具象化,也是奥斯曼男爵一生最津津乐道的成果。巴黎如今的“时尚”“浪漫”等标签,都受益于19世纪的“大改造”进程。但是,在史学家看来,巴黎大改造更像是一场“创造性地破坏”,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国家生产性支出”的激进财政政策,与奥斯曼男爵的“融资腾挪”饱受诟病。

从数据来看,仅1853-1870年这7年的城市改造就耗资25亿法郎,超过当时整个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为了筹措足够的资金,奥斯曼先是将巴黎外围地区并入巴黎,扩大“入市税”(即商品进入巴黎征收的税种)的税基。

他依据“国家生产性支出”的理念发行政府债券进行融资,即在不提高税负的情况下,发行债券扩大生产,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偿还本息。之后拿破仑三世的批准下,成立了动产信贷银行、土地信贷银行、工商信贷银行等新的金融机构,为城市改造提供更丰富的融资渠道。

奥斯曼的“资本运作”能力堪称一流,在他卸任之后,巴黎的债务总额高达11亿法郎,其中有超过一半的“隐藏债务”,主要通过与银行、建筑商之间的三方协议将其包装成“表外负债”。

其次,操作过程不透明带来权力寻租,掌握内部信息的银行家和贵族成为最大受益者。

第二帝国时期是王权时代,巴黎大改造是在高度集权、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权力寻租”问题,变成了一场资本的狂欢。

奥斯曼男爵倚重的银行家佩雷热兄弟,承接了著名的里沃利街改造项目,获得了多项特许经营权,赚得盆满钵满。为了拓宽道路、建设公共广场等项目,原先的许多临街建筑面临拆迁,土地投机者纷纷涌现。一些贵族和资本家提前得知规划方案后,会迅速购入房产等待坐地起价,获得高额补偿。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使巴黎改造变成了一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游戏,原本住在公寓底层的工人阶级逐渐搬离市中心,到偏远的郊区居住,市区成为富人们的聚集地,能够更好享受新巴黎的便利与浮华。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黎,是一座巨大的“工地”。当时有一幅流传甚广的讽刺画:一个体型肥硕的女子不着寸缕躺在土地上,她的身体已经被挖开,上面是无数挥着镐头、铁锹的建筑工人。这是当时人们眼中的巴黎,有文学家甚至将它和古希腊的“废墟”相提并论。

大规模的改造过程中,许多中世纪时期的古老建筑被拆除,原本有着厚重历史和文化韵味的西岱岛,人口从1.5万锐减至5000人,颇具特色的街区被新式建筑和空地所取代。诗人波德莱尔哀叹:巴黎发生了变化,但我的忧郁从未离开。

“拆旧”之余,奥斯曼化的巴黎是强调“秩序”和“理性”:街道笔直、广场宏大、建筑物外观整齐划一。许多文学家、艺术家认为这种所谓的“大而美”是十分粗陋,《巴黎圣母院》的作者雨果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改造肮脏泥泞的街区是必须的,但以简单粗暴的标准对待巴黎,无异于道德和审美水准的沉沦。

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和奥斯曼男爵的经历分不开,他出身于新教徒家庭,艺术修养一般,他最看重的是“务实”和“精准”。在接手巴黎改造任务后,他立即找人精心测绘了一幅巴黎地形图,整个改造过程也多以强力手段推进。

这种行事风格本质上是一把双刃剑:既高效,又难免瑕疵;既是创造,也意味着破坏。

1870年,随着奥斯曼男爵被迫离任、普法战争爆发,以及拿破仑三世被俘,19世纪的巴黎大改造画上了句点。

从肮脏拥挤的旧巴黎,到秩序井然的新巴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联手将这座城市推向了现代性的轨道。它的影响不仅限于法国国内,俄国的圣彼得堡、罗马、维也纳等欧洲城市的改造,都或多或少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巴黎俨然成了“样板”和“标杆”。

光环之下,难免阴影。今天的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需要用更加全面的眼光审视,其中有时代因素的驱动,有伟大人物的作为,更不乏金钱、权力与利益的复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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