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我们为什么喜欢反派角色?+对于明日方舟中【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的人物及关系分析

2022年11月2日 0 Comments

我们为什么喜欢反派角色?+对于明日方舟中【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的人物及关系分析

本文将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大部分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喜欢反派角色有错吗?为什么“理解犯罪”不等于“和罪犯共情”?2、为什么我们喜欢反派角色?约4000字。

在开始这一部分的讨论之前,我想先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在这篇文章中加入这些内容:一,是因为我觉得本文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疑问,所以脆直接在文中预先回答了算了。二是因为最近诸如玛奇玛、塔露拉之类的“坏女人”很多,然而,不像传统的反派,很多人对她们的态度比起简单的讨厌,更多的是一种爱恨交加和欲罢不能。本文的主角【梅菲斯特】这一角色也属此类,并且还常常陷于争议之中。虽然我可以用一句“虚拟与现实不可一概而论”一带而过,但我并不想避开这种道德争论,因为我还希望通过本文对现实中的问题也发表评论,此乃原因之三。

在一些对道德抱有绝对看法的人看来,即便只是喜欢虚拟作品中的反派角色,都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事情。在这些人眼中,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善恶亦如是,简简单单即可判定。

多数人对于善恶有更复杂的判断标准。多数人喜欢反派角色的人也并不是喜欢TA邪恶的行为本身,而是喜欢TA的人格魅力、悲剧命运,或是某个别的闪光点。尽管如此,多数人也很难容忍问题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比如说,如果某篇新闻谈到一个关于暴力游戏对青少年影响的研究,家长们就会把游戏批判的十恶不赦,而玩家们则会立马感到义愤填膺。

为了理解犯罪行为,一些人提出了一种“世界公正假说”,它认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事情不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一个人头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都是符合这种逻辑的看法。基于这种看法,犯罪学的古典理论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在行为之前会权衡行为可能得到的回报与可能受到的惩罚,从而决定是否做出行为。我们的法律和许多犯罪预防措施在根本上就建立于这种理论之上。比如说杀人死刑,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人在杀人之前,会预先考虑到后果,就不会去犯罪。这种理论和据此而来的措施是有效的,但为什么依然不断有杀人犯呢?这就需要另一个理论来给我们答案了。

实证主义理论,则认为自由意志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行为。它强调客观因素的重要性,强调犯罪行为的“前因”,但它也不否认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不认为个人不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代的许多犯罪学理论便是基于这种观念提出来的。事实上,如今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的意识到了自由意志的局限性,人们同意客观条件对主观意志的制约,尤其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时候。

基于这种理论,犯罪心理学家相信,研究犯罪行为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因为如果犯罪与否是会受到外部环境、先天基因与后天教养影响的,那么犯罪就应该是可预防的,罪犯就是可矫正的(尽管我们做的还远不够好)。

20世纪70年代,犯罪心理学的先驱,前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部主管约翰·道格拉斯与其搭档为了抓捕和预防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作案,在全美范围内和多名监狱在押的连续杀人犯进行了多次访谈。在当时,他这种尝试去理解“恶魔”的行为就被视为一种“与罪犯共情”的行为,既得不到上司的支持,也受到同行的唾弃。这种情况直到他们利用自己的成果破获了几起案件后才得以改观(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去看大卫·芬奇执导的《Mind Hunter》系列传记片)。

时至今日,这种把“理解犯罪”直接粗暴地等同于“和罪犯共情”的现象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指责也可以理解,因为犯罪行为往往会激起人们的愤怒,而这是一种朴素的嫉恶如仇的情感。

在我看来,区别“理解犯罪”与“和罪犯共情”的关键,在于行为者的动机。“理解”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剖析犯罪动因,为了更好的预防(比如说对于青少年杀人犯,如果一个家长理解到他犯下杀人罪行部分是源于父母的虐待,就可能会减少对自己小孩的体罚,从而降低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风险);而“共情”,则是为了给罪犯开脱,或是维护与罪犯重合的某个部份的受伤自我(比如说对于某个家暴案件,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可能会因为自己同样家暴所以去污蔑受害者)。

说白了,“理解犯罪”的本质是去理解异常行为的原因,引以为戒加以预防,而不是对某个具体的案件的是非做出评判。

遗憾的是,网络的匿名性与剥削的加重都降低了人们思考的能力,我们不愿再去理解这样复杂的事情了,我们目前总是处于一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状态中,我们治理“鼠患”的方式只是把老鼠打死,却没有堵住老鼠洞。虽然有些老鼠洞不是个人能够堵住的,虽然有时候连打死老鼠的正义之锤也难以落下……但至少,在现实中,这种试图去寻找罪恶根源的“理解”并不是一种应该被道德批判的行为。

而在虚拟世界,这一标准还应放的更高。虽然我认为不喜欢甚至讨厌这些反派角色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也认为另一些人喜欢他们同样无可厚非。并且,这种喜欢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指责。

因为说到底,虚拟并不是现实。虚拟造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美化了许多事物,让我们喜欢上它。当我们失去了这种距离产生的滤镜,大部分人就不再喜欢它们了。

如果你现在翻开Bartol夫妇的《犯罪心理学》,会发现就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行便赫然写着:“犯罪能激起人的好奇心。有时它让我们觉得好玩,有时又让我们厌恶;偶尔的,这两种情绪会同时出现。”

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机,浏览过一排排电视剧集,会发现犯罪题材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其中可能有几个你还看过,你喜欢A故事里的英雄,B故事里的大反派,C故事里亦正亦邪的主角。

不必惊讶,人就是这么地渴求着新鲜的刺激。犯罪,和其他许多题材一样,提供了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难获得的替代性的真实体验,并且,最重要的是,在你享受这种虚拟经验带来的感官刺激的同时,你还是安全的。

然而,这似乎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喜欢反派角色。难道我们喜欢反派,只是因为想要获得刺激,想要拥有不一样的经历与体验吗?当然不是。

①第一个原因是简单的:因为我们熟悉TA。心理学家发现,只要熟悉就会诱发喜欢,即便是无意义的汉字、陌生的面孔,只要看到的次数更多就会增加人对其的好感。即便是让图片只呈现短到人无法意识到的一瞬间也一样(Zajonc推测这是因为情感可以比认知更快产生,生理上这些功能的确是由不同脑区进行处理的,边缘系统的杏仁核是人类的一些原始情绪的中枢,而认知则往往需要新皮质的参与,这部分地佐证了他的观点)。这种现象被称为纯粹接触效应。为什么比起《环太平洋》里的怪兽我们更喜欢哥斯拉,就是这么个道理。

③相似性。相似会引发共情,相似会让人们走到一起,产生认同感和喜欢。态度的相似比外表更重要。同人女会因为磕同样的CP走到一起,如果其中一位发现另一个太太和她爱听一样的歌,喜欢一样的明星,那么她就会更加喜爱这位太太。很多时候反派让人喜欢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相似的遭遇,因为英雄和主角总是幸运的,或是高高在上,相较之下,反派们的经历才是大多数人更为熟悉的。

让我们再缩小一点范围,把目光放在最为混乱邪恶的那些角色身上,比如小丑,比如玛奇玛,比如梅菲斯特。尽管纯粹的恶是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存在,但这些角色的确是最“坏”的那批。

人格心理学家Dan.McAdams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的秘诀之一就是他那“像是一头雄性大猩猩领主一样”的“威胁、恫吓、挑衅与侮辱”对选民们有种“原始的吸引力”。

Dan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虽然真的很好笑),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现象:相较于普通人,在领导者中心理变态特质要更为普遍。另一项研究(Karen, 2018)发现,拥有这些特质与坐上领导位置之间确实有着某种隐晦却关键的联系。讽刺的是,心理病态也与领导力低下存在着相关,这似乎说明:你骂你领导傻X或许并没有骂错。

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还发现:无论男女都可能会被具有“Dark Triad{黑暗人格三合一,包括自恋、心理病态和玛基努维里主义(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冷酷、乐于利用别人、无负罪感”)}”特质的人所吸引。这种现象甚至还有一个名字:Hybristophilia(坏男孩控),又称Bonnie & Clyde Syndrome(邦妮和克莱德综合症,还记得拉普兰德那篇文章吗~)。2013年的一项研究让128位女性被试对实验者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在Dark Triad上程度不同的男性角色的吸引力进行评判,结果显示高DT的角色在吸引力上也得分更高。而DT被认为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对于男性短期择偶策略*的增强器,因为DT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传统的男性化特质重合的。在很多研究中都发现,女性在排卵期会更加偏好男性化的面孔与性格特质,一个可能有些搞笑的研究结果就是:排卵期女性辨别GAY和直男的准确率也会增强(Nicholas, 2011)。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由于两性在繁殖行为中的生理成本不同(卵子要比稀缺很多。而且,生一个孩子,女性需要十个月,男性可能仅需10秒),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择偶策略与偏好。David.Buss提出, 男性和女性各进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以应对短期和长期关系。男性的短期关系策略,是尽可能多地与不同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以留下自己的子嗣。男性长期策略是忠于妻子,投资(包括保护怀孕的妻子、寻找食物等等)扶养后代。女性的短期策略是为获取资源与更高地位的男性;长期则是寻找一个忠诚的、不始乱终弃的配偶帮助抚养子女)。

如果你对以上内容感到不适,请记住:进化心理学家研究的是几万年前的祖先留给了我们什么,而不是说这么做是适合现在的。心理学也总是只会告诉你:“A与B相关,C会影响D”,而很少能够对某个问题给出一个100%的答案。而且,如果说进化赋予了我们什么真正重要的能力,那一定是改变和适应的力量。

事实上,上述的研究也确实都有其局限性。心理学家们也发现:大部分人并不会特别钟情于黑暗人格特质。男女在对黑暗人格的钟情上也并无显著差异,而许多人之所以喜爱心理病态的人物是因为自己也具有较高的心理病态特质(参考前面提过的相似性,以及之前的拉普文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偏好还会逐渐变弱,尤其是在近距离接触这种人并受伤之后。

所以,这又回到了这一部分提到的第一点原因:安全。安全——就像是很多BDSM爱好者强调的那样——是享受快乐的前提。它常常意味着一种距离,而距离可以产生美。距离让我们能在与鲨鱼同游、与坦克同行、与考古者同下墓、与航天员同飞天的同时,不用承受深海的水压、坦克的闷热、墓穴的阴暗、太空的冷寂……

精神病态、或是反社会的犯罪者,就常是这样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喜欢很多虚拟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安全而美妙的距离之上。

呼,感谢耐着性子看到这里的各位,接下来我们先从几个角度分析一下梅菲斯特的心理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来理解浮士德的选择及其原因。

首先,最浅显也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梅菲斯特是一个psychopath,一个反社会的小疯子,就像是之前说过的拉普兰德那样。尽管在现实中,只有成年人才会被诊断为ASPD(即反社会人格障碍,此处不详细介绍了),但考虑到梅所犯的罪行之多,杀孽之巨,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梅菲斯特拥有许多和拉普兰德一样的精神病态特质,比如说对大部分人的无情,对自身安全的漠视,对混乱和杀戮的偏好,喜欢操纵他人等等等等。

然而,他们又是不同的。为什么?且让我娓娓道来。从根本上说,对不同的精神和心理障碍进行划分是一种分类学,而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刻板的看待这种分类,人是复杂的,大部分精神障碍的诊断也不需要所有标准被全部同时满足,即使是两个被判断为同一病症的人,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同的。比如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重度抑郁(MDD)就又可以细分为忧郁型(MDD with Meloncholic Features)、紧张型、非典型、季节型等等。并且,一些心理障碍还会与其他心理问题共病,比如说许多PTSD患者也同时患有抑郁症,又如人格障碍中的依赖型人格障碍,患者也可能与回避型、表演型人格障碍共病。

让我们从BPD是什么开始说起。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与ASPD同属于人格障碍中的B群,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障碍,与其他大部分人格障碍不同的点在于:患者本人往往会遭受巨大的痛苦。也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梅菲斯特与拉普兰德的不同。BPD在总人口中的流行率大约只有1~2%,非常少见。

在ICD-10(国际疾病分类)中,BPD又被称为Emotionally unstable disorder,这种叫法准确的描述了BPD的核心症状:不稳定。BPD常常与双相情感障碍混淆,发生误诊,就是因为他们同样都会在焦虑与抑郁的情绪两极中来回。然而BPD患者的这种不稳定不仅是在情感上,也在于自我印象与人际关系。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不断波动着的,有时候自恋,有时候极度自卑,并且还会时不时地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巨大的空洞之中,既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他们总是疲于应对非常负面的自我概念,也很难忍受孤独。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他们常常会和一两个人形成极为深度(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自己想象的)的人际关系,对于现实中的患者来说,这个人往往是亲人、恋人,或是治疗师。而对于梅菲斯特而言,这个人就是浮士德,以及塔露拉。

为了避免被这种亲密关系者抛弃,BPD患者会想尽办法拼尽全力。在DSM-5中,BPD诊断标准的第一条这么写道:“Frantic efforts to avoid real or imagined abandonment. ”,直译过来就是“疯狂的努力以避免真实的或想象的被抛弃”。许多BPD患者对于他人表情中任何一丝丝愤怒的迹象都极为敏感,因此有时候也会误解他人的意图,产生一种幻想的被抛弃感。因此,他们有时候会去“测试”这种关系,尽管这常常不是故意的,这也会令他们的亲密关系者从中受伤。

这样的关系有时会非常畸形,BPD患者可能会在明知道这种关系非常不健康的情况下依然持续,只是为了避免被抛弃。比如梅菲斯特与塔露拉,在塔露拉转变之后,梅菲斯特明知自己在被利用,依然毫无怨言的为她行动着。

这其实反映出了BPD患者的两个认知特征:1、“二分法(非黑即白)思维”、2、“较弱的身份认同感(含混不清的自我图式)”。Beck认为,这种认知特征建立在3个假设之上:“世界是危险的,充满了恶意”、“我是无力的、脆弱的”、“我天生就不被接纳”。在梅菲斯特身上,你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这种认知习惯对他的影响。一直以来,他总是在问身边的人,他不想选择,只想活在塔露拉为他安排好的、浮士德为他指出的道路上。然而他那种二分的思维却总是在违背,在远离浮士德的原意,这一切都令浮士德感到内疚,感到折磨。

托马斯·杨进一步拓展了Beck的理论,他提出BPD的核心是4个图式:①“遭遗弃或虐待的儿童模式”。患者处于绝望状态,渴望关怀,又感到害怕;②“愤怒、冲动的儿童模式”。孩子气的愤怒、自我满足的冲动行为;③“惩罚性的父母模式”。自我谴责、自我惩罚、负罪感;④“超脱的保护者模式”。最常见,不与他人真正接触建立联系,对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没有真正去体验。也正是因为他们常处于这种自我保护模式中,所以大部分人想要进入他们的亲密关系圈相当困难。

这四个图式很好的概括了BPD患者所有的特点,包括核心症状之二:冲动性。由于他们情感与自我印象上的不稳定,BPD患者对安全感的需求和索取几乎是永无止尽,当这种需求无法被满足,或是她们感觉到了拒绝之后,他们很容易就会进入一种愤怒状态,这种愤怒就和她们的爱一样深刻而不讲道理(Inappropriate),并且还难以控制。事实上,我相信许多读到这里的读者都对梅菲斯特愤怒的表情并不陌生。

在这种情绪驱动之下,BPD患者很容易做出一些自我毁灭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超速、暴饮暴食、胡乱的性关系等等。放在梅菲斯特身上,这种倾向体现在他幼年时起的对危险情况的半主动卷入,尤其是在他获得了治疗的能力之后。

许多BPD患者甚至会去自杀。BPD人群的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群体,在社区病例当中,25%的人尝试过自杀;在住院患者中,这个比例是35%。另外,大约10%的患者真的死于自杀(是我国普通人群自杀率的1000倍)。

除了自杀率之外,BPD患者童年遭受虐待的比率也非常高。在Zanarini等人1997的研究中,对350名BPD患者和100名其他人格障碍患者的访谈显示,即使是在同为人格障碍患者的人群当中,BPD人群童年童年遭受虐待的比率也要高出其他群体一大截。在情感虐待上,这个比率是 73%:51%;在身体虐待上,59%:34%;在上,则是61%:32%。总的来说,90%的BPD患者童年都至少遭受过一种形式的虐待。

作为一个“幸运儿”,梅菲斯特或许遭受过以上所有形式的虐待。这些虐待有的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有的来自于街道上的其他小孩、混混,有的则来自于我们也未知的地方,比如他嘴里那颗被某个女人塞进的源石。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BPD也是一种很少被单独诊断出来的心理障碍。事实上,让BPD如此特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既可能与一些内部的心理障碍(如抑郁症、双相)共病,也可能与一些外部的(如物质滥用障碍、广场恐惧症)共病。BPD也可能与某些人格障碍共病,比如我们要说的BPD+ASPD。

一项加拿大2017年的纵向研究跟踪了311名男性从6岁到33岁的犯罪记录。在这些人当中,约4%的人为单BPD,16%为单ASPD,8%为BPD+ASPD,其他人占72%。这批人24岁时,约三分之一的人至少已经经历过一次刑事指控。33岁时,同意接受犯罪记录检查的241人当中,40.5%的人有案底。对于这些人的研究发现,BPD+ASPD人群犯下了4倍于单ASPD人群、7倍于ND(即无精神障碍)人群的暴力案件。在这群人尚未成年时,BPD+ASPD人群就已经犯下了16%的暴力罪案,成年后,他们的案件比例是52%。

在游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梅菲斯特的杀孽之残忍,罪恶之深重。这份罪孽要更甚于拉普兰德。他就像是一个冲动的、愤怒的、无所忌惮的小孩,却手握执掌生杀的凶器与权柄。在龙门市区时,他甚至把自己手下的一大批感染者转化为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牧群”,让他们生不如死。而这,也成为了压垮浮士德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使得他抛弃幻想,走向自己选择的坟墓。

导致浮士德走向终结的原因是复杂的,部分可能源于BPD特质对于人际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在现实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BPD患者的亲朋好友在网上抱怨(比如知乎),甚至一些精神医生或是心理咨询师也会将其称为“咨询师杀手”,甚至拒绝接受(或转介)BPD患者的来访。

曾经倍受BPD折磨的心理学家Marsha Linehan把BPD患者比作一个全身90%的皮肤都被严重烧伤的人,他们的情绪脆弱的就像烧伤后的皮肤一样,不堪承受任何轻微的触碰。而这样的他们,还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自我、自尊,都建立在一段至关重要的亲密关系上。这段关系经常是过度理想化的,在这种关系当中,另一方同时要扮演的角色可能既包括朋友、爱人,又包括父母。这种关系有时候看起来十分有魅力,它可能极度炽热,轰轰烈烈……但对这种关系的过度卷入会让双方都感到痛苦。因为你琢磨不透她们极速变化的情感,也不可能无微不至的满足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不可能24小时都呆在她们身边。

《亲密的陌生人:我们如何与边缘型人格障碍者相处》一书作者兰迪·克雷格对于BPD的亲朋好友的建议之首,就是要与他们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界限(这一点的关键是要让他们搞清楚:“我爱你,但我们需要保持合理的距离”)。

然而,对于浮士德而言,他并不知道这些,也没有那种余裕。他和伊诺,他们两个人是相依为命的,生存在最糟糕的环境里,这里没有食物,也没有医生,更何谈心理医生。在这种垃圾环境之下,生活无处不充斥着导致精神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浮士德,萨沙,他是坚强的,他挺过来了,还带着伊诺一起。

然而,尽管萨沙有着良好的心理弹性,但他也受到了伤害。这伤害并非来自于食物短缺,或是街上的混混,而是来自于身边的伊诺,他最亲近的人。因为他的高道德感和责任感,他没法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放着不管,所以他总是要给依赖着他的伊诺给出指引,但伊诺,梅菲斯特,却总是因为自己的心理特质与认知习惯,把一切简单化、极端化,最后造成某种绝非萨沙所愿的、不可挽回的结局。而浮士德的责任感,会驱使着他,把这一切苦果都纳入自己口中,就着悔恨与愧疚吞下。

或许,在他们初遇塔露拉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有所好转的,只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在他们路过了“那个村庄”之后,一切就成了过往云烟,梦幻泡影。

浮士德敏锐的察觉了这种变化,梅菲斯特如是。但过于脆弱的自我和对被抛弃的极度恐惧,使得梅菲斯特依然选择继续跟随她,在她的每一个指令中犯下更大的杀孽,也越来越疯狂。

浮士德不想这样,但却也没法开口。他已经保持了太久的沉默,也不忍心去剥夺同伴新建立的一段稳固的关系。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所以,他只能继续保持着沉默,只是靠着自己不断地努力,看书,学弓术,试图找到改变现状的方法。

只可惜,这一切终究都只是徒劳。他依然……他始终都活在一个矛盾的两难情境当中,因为他不想伤害别人,也不想被别人伤害。

但梅菲斯特却并非这样,他只想在塔露拉为他划定好的人生轨迹上,和浮士德一起走下去。除此之外,哪怕世间洪水滔天,又与他何干?

这种想法上的一重又一重矛盾在战争中不断转化为现实的重担,一点一滴地在浮士德的心上累积,让他倍受折磨,也越来越沉默。这种长久的、无止尽的痛苦,磨灭了他的意志,锈蚀了他的心防。

终于,在龙门市区的行动失败后,梅菲斯特疯狂的法术压断了浮士德心上的最后一根保险。

也就是在这个瞬间,他决定不再逃了,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痛苦,结束这延续半生的苟且。

他的确不愿伤害别人,也不愿让自己被伤害,而这个“自己”的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伊诺。因为他的自我早就与伊诺紧紧地交融在了一起,难以分割。但他熟悉的那个伊诺却早已变成了梅菲斯特,而他似乎只要活着就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伤害。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他必须要伤害其中一方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他只是自己去死了,因为他才是那个没法做出选择的人。他要以生命为代价,给梅菲斯特留下此生能够经历的最大的惩罚。并且,他还要伊诺自己一个人继续活下去,以让这种惩罚延续最长的时间。

他还说,这是他最后的愿望。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说,让那个只知道跟着他的小孩一字一句的记在心间,或许他转瞬间便会弃了红尘,随他而去。

这是他最后的温柔,也是他最大的残酷。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带着私心的报复,也是他仅有的能够留给伊诺的遗赠:一次微不足道的救赎,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个救赎不能洗净他沾满血污的灵魂,这个机会也不能抵消他曾经犯下的罪孽。它只是一记痛彻骨髓的重拳,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它让梅菲斯特从前尘迷梦中清醒过来,并且一直清醒下去。它要他自己去面对这冷漠世间,去选择,去痛苦,去赎罪……

在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中,特里玛尔奇奥向宾客们吹嘘说:“我曾亲眼看见库迈的西比尔吊在瓶中,当男孩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说:‘我想要死’。”

就像是西比尔向阿波罗祈求永恒却忘了要求容貌永驻一样,浮士德向梅菲斯特也祈求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陪伴”,两个人一起活下去。但他也忘了加上“幸福”——抑或只是“普通”——这个前提。所以,曾经的美好很快变成了无止尽的折磨;

所以,如果罗德岛的燕子在与他短暂的会面时问他:“你想要什么?”,恐怕那个回答也会是——“我想要死”。

在现实世界里,BPD是不能被完全治愈的。因为说到底,这是一种人格障碍,而已经形成的人格远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不过,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长期治疗,BPD的症状能够变得可控,甚至是消失。在上文提过的Young的图式模型中,还有一个“健康的成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BPD患者可以表现得非常正常,能够社交也能够工作。

这种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还好并不曲折。原因之一是BPD的症状本来就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趋于缓和,在度过成年早期的高峰之后,这些症状会逐渐告别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在有心理治疗干预的情况下,这种过程会进展得更快。对于BPD的研究和治疗也相对较多,这很可能是因为这种疾病伴随的巨大痛苦导致的较高入院率以及其严重的高自杀率。这些治疗多是心理治疗,主要是认知行为疗法,比如Marsha Linehan提出的辩证行为疗法。药物则只起辅助作用。在两个规模较大的研究中,都有至少77%的患者得到了长时间的治愈。

在经历过生离死别之后,受到巨大打击的他陷入了一种意识恍惚的状态之中,直到第7章故事的末尾,幻影弩手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才回过神来。

旧有的枷锁终于被粉碎,醒来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凭自己的意志,救下塔露拉想杀的、他从前根本不在乎的人。而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他不可能去做的。

但这种新生绝非是化茧成蝶、浴火重生那种美事,而是从Matrix坠入Zion、从美梦的城堡坠入现实的荒原。

在现实BPD患者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们往往会给患者提供一种“有限的再抚育”。即使当治疗结束后,也会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欢迎患者需要时回来,给他们保留一个安全的心理阵地。

他必须背上自己的罪孽,咽下自己的痛苦,独自上路,继续在这片荒原上走下去。

王晓林. “风雅总裁”佩特罗尼乌斯及其《萨蒂利孔》. 中华读书报, 19版, 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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